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看法 “文化碰撞：外国人对中国传统习俗的真实看法！”

小编 2024年11月24日 10:50 23 0

“文化碰撞：外国人对中国传统习俗的真实看法！”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来到中国，体验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一位外国游客的视角，看看他是如何被中国文化所吸引的。

当他踏上这块土地时，眼前的一切都令他惊叹不已。从现代化的城市建筑到传统的古老街道，每一个角落都有独特的故事。他说，中国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多元和包容”。

在北京，他走访了故宫、天安门广场。他描述道：“故宫就像是时间的宝盒，把我带回了几百年前的皇宫生活。那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有故事，真是太神奇了！

说到中国文化，怎么能不提美食呢？我们的外国朋友在短短的几天里，尝遍了各式各样的地方特色美食。

从麻辣火锅到小吃摊的煎饼果子，他总是对每一道菜充满好奇。他兴奋地告诉我们：“火锅真的是无与伦比的体验！那种自己煮的乐趣和与朋友们围坐一桌的温暖感，简直让人沉醉！”

当然，他也发现了中国人对待饮食的讲究。用餐礼仪、分享的文化、以及对于食材的新鲜度追求，都让他大开眼界。

在这段旅程中，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参观博物馆和参加传统节日，他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我参加了一场春节庆祝活动，被那种热烈的氛围吸引住了。”他回忆着，“人们穿着华丽的传统服饰，载歌载舞，仿佛让我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此外，他还观察到了中国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虽然科技发展迅猛，但年轻人依然热爱书法、国画、传统音乐等。这种传承，让他看到了文化的活力和希望。

当然，对于很多外国朋友来说，语言始终是一个难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与当地人交流的热情。他通过简单的词汇和肢体语言，与路边的小摊主、餐厅的服务员建立了沟通。

“有时候搞笑，经常因为发音不准而引发误会，但这种互动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跨越语言障碍的快乐。”他说。

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让他更加喜欢这片土地，也让他明白了文化间的多样性和互相理解的重要性。

随着行程的结束，他的心中充满了不舍。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象征。我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尽管我来自不同的地方。”

他的这一番话，正好体现了许多外国朋友在中国的共同感受。每一次的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上的成长和文化的融合。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成为了连接不同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桥梁。而中国，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索、体验和感悟。

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能够像他一样，走进中国，去发现这片土地的美丽与多彩。不论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还是现代都市的活力，中国都有无限的可能等待着他们去揭开。

民俗文化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乡愁”

中华民族一万多年的文化史，从美丽的神话传说到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原始公社，从第一个封建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新中国的诞生，在聚族而居，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5000多年朝代更迭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和与之相伴孪生的民俗文化；它们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以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形式，不断推动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舞台。

一、封建社会民俗形态的影响公元前1045年至78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时代。国家政权，封而建之，即通过封王、封地来治理国家的封建制度；《礼记·王制》中有王者巡守之礼的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杞山川，勤诸侯，问百年者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巡守之礼，是指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民俗民风进行调查研究的巡视活动；太师是掌管音乐、礼义，搜集民意、观察社会状态的官吏，他把收集到的民间信息呈奏给国君，国君根据这些情况“观民风，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经总集中的风、雅、颂，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风俗习惯，对研究古代民俗具有重要价值。汉书《王吉·传》中亦有“千里不同水、百里不同俗”的记载，不过在那一时期，民俗一词尚未出现，俗字往往当作欲字的代名词，在《毛公鼎》一书中将欲字写成俗字，《荀子·王制》中亦有“天下不一，诸侯俗反”等句，可见在古代俗、欲二字，音意相同；俗者欲也，俗字拆分人谷，人之谷，谷之人，俗、欲原本一家。《古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把民俗一词定义为“大众化的能普遍流行的风俗习惯”。民俗文化与国运相关、与国策相连、与民心相通。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宗教、道德、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与人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纲常伦理、婚丧嫁娶、生老病故等传统领域以及广大基层民众长期的生产、生活习惯等，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自觉形成、能普遍流行共享，并在社会生态中产生重要影响的非物质文化现象。

二、远古传说是人类早期文明的社会基础从史前55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基础，那一阶段的上古先人，已进化成与现代人类相似的程度，在“构木为巢”的年代经常受到来自自然界洪水，雷电山火、野兽的侵袭，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无法理解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不自觉地把它归结为是神灵的操控、是上天的意志，于是产生了美好的神话传说；人类敬畏天地神灵的原始基因与生俱来。神话传说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原始宗教与民俗行为紧密相连，是中华文明早期的社会形态。崇尚天命、祭祀山川和祖先神灵、祈求上天庇佑，以及举行婚、丧仪式、墓葬仪式及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体现在民俗行为当中，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华文明的线条已初具轮廓。相传，华夏人文初祖，伏羲氏及其后裔神龙氏，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发现宇宙孤行运动、网状结构的运行规律及周期，由此推演出八卦运行图，阴阳五行学等朴素的自然科学理论，催生了后期的阴阳历法和二十四节气的诞生，为后世天文学和天道循环学提供了原始依据。由伏羲氏发明的渔网等捕捞工具以及农具的制作，开展人类文明早期的农牧业养殖、种植等农耕生产，早于西方记载的1200多年；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最早观察和掌握的自然界运行规律，并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导中国农耕社会发展全过程，乃至现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生产生活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民俗活动是以遵循农时、开展农耕生产为核心的主要特征。天文历法、易经八卦，二十四节气的应用，形成了中国农耕社会民俗活动的基础形态。以血缘与世系血统相连接形成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出现，结束了人类依靠采摘，捕捞和狩猎为生的原始群居时代；原始公社制度开始走向解体。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盘古、女娲、伏羲、后稷，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等神话传说都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一项美好的精神财富。

三、炎、黄二帝开创聚族而居的华夏文明公元前约3300年左右，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一带生活着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和以炎帝为首领的炎帝族，在不断冲突融合中结成了部落联盟，于河北的涿鹿郊外，与蚩尤为首的少数民族联盟的九黎族，展开了一场定鼎中原的殊死战斗，炎黄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将九黎族一支融入到炎黄族中。从此，黎明百姓和炎黄子孙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炎、黄二帝在部落联盟的氏族社会开展农桑、养蚕纺织、发展生产，制造兵器、仓颉造字、大饶创干支、黄帝开创中国第一部中医精典《黄帝内径》的编著；炎帝发明了火的应用，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为华夏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无可争议的贡献，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氏族社会，是炎、黄族开创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是原始公社末期的基本单位；是部落与部落联盟形式出现的社会结构。儒家精典著作《礼记·礼运篇》中描述和记载了大禹以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的形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废、独者有所养，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男有分工、女有归；故闭门而不争，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各部落大、小酋长，小帅与大人都由部落公选产生，无特权，不世袭，是氏族部落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的政治生态。由氏族社会启蒙的华夏文化明，尊老爱幼的美德和扶弱济贫的主流价值观，是人类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的雏形，广泛呈现在家庭和邻里社会的民俗行为之中。

四、中华文化主流价值观成型与人间正道公元前1046年至500年前后，是世界奠定人性基础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华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半程期；这一阶段，天道观衰微，人道观得以提升，华夏族从“春秋”乱象走向了思想大变革时期，东、西方相续出现了一大批对世界和社会有系统性认识和正确见解的大师级精神领袖，“春秋四圣”就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人物。文圣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是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操守和以人为本、反对苛政的思想体系，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社会推崇的人生价值观；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仁者之道，到亚圣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当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之修身明德，养浩然正气”；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修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智圣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老子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无神论思想以及世界阴阳交汇，化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和事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辩证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并非不为，而是要顺势而为；顺应天道轮回的自然规律，秉持刚柔相济的人生境界是道家的精神信仰。武圣孙子、民圣墨子，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伟大人物，人们在谈到“兵贵神速、上兵划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很自然想到孙子，谈到博爱，非攻会自然地想到墨子，墨子思想的特点是大爱，即谦爱，比儒家的别爱，更彻底，更广泛，墨子提出爱亲人也爱他人，爱母国也爱他国，爱上等人，也爱下等人的民本思想是世界人类史上第一个提出的人权平等的主张，比西方林肯创导的黑人解放运动，至少要早800多年。公元前5世纪，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宗教元素。佛教文化的核心是“无我”；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认为“人生要行好事，才能有好报”，其因果报应说、生命轮回说，迎合了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贫苦大众，渴望生活平安与精神超度、摆脱人生苦难的诉求；佛教文化对事物，既肯定又否定的两分法判断思维，也在中华文化中影响深远。

五、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佛教文化提倡礼佛参禅，行善积德的佛经教宗，为广大信众所推崇，其中的觉悟、智慧、大千世界、皆大欢喜、现身说法、在劫难逃、三生有幸、五体投地、心心相印、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等充满哲学智慧的用语，都来自佛教典籍之中。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精神同出一辙，大道相通，在不断融合中内涵日渐丰富，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美丽的神话传说，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和自然科学流派的产生，以及经过历史检验的人间正道，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灵魂，在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发展进程中，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形成了中华文化包容向上，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主流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思想道德和精神世界，是中国社会民俗行为产生的高台累土，民风自觉俗成的文化源头。5、民俗文化是社会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公元前2200年，中国先民已不再局限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多部落融合体，华夏民族已呈雏形，从大禹继承父业受封于夏，到泰山封坛划定九州，大禹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英雄，受到了人们的崇拜；据史料记载“大禹治水，南巡东狩会诸侯”“身执耒耙，以为人先，亲自躬耕，以为人表；三过家门而不入，先民为之效仿”。反映了氏族公社时期政治清明，民风淳朴，先民效法王者的社会生态。杞祭天地、敬奉圣灵，尊崇祖先等宗教活动，仍然是远古先民主要的民俗事务。公元前770年前后中华民族进入了“春秋”乱象时期，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人们已看不到君王身先士卒以为人生的场景。但周礼的精神却摆脱了官方的禁固，结合中华文明深厚的主流价值观，构成了封建社会文化的根基，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局中，不断焕发出思想的光芒。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体系逐步形成，由此孪生出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习俗中、好与坏、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等是非判断标准，勤俭持家、知书达理、尊老爱幼、遵纪守法、上下有序、进退有措等传统美德已是深入人心，成为一代代中国人不可憾动的思想行为准则，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理数”。这些在中国“四书”“五经”等典籍中均可窥见一斑。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是中国四大优秀民俗节日，在千年历史的穿行中，形态多姿的民间习俗、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在中华大地上普世流行、历久弥新；春节团聚、清明追思、龙舟竟渡、中秋团圆被现代儿孙演绎得淋漓尽致。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进入了21世纪，古老的中华民俗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光芒，由乡土社会进入了“车流如潮人如织，高楼大厦入云端”的现代文明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和高科技的高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诱惑，在传统思维下的社会生态中，人们被迫卷入一场场人与人之间的财富竞争，有的地方为争夺项目，不惜以丧失尊严来换取所谓的“面子”；有的地方喜事大办，丧事喜办让人瞠目结舌；中央电视台曾经报导过南方地区，一些富豪在办丧事时请演出团跳脱衣舞，还美其名曰丧事“新”办，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种行为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思考：物质与财富的欲望，不能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传统世俗性改革的理由。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当代社会，传统民俗理应回归本源，过度的民俗行为，同样会破坏中华文化的特质和固有的生命力；民风转换与民心向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社会文明进步与否的风向标。城市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在一点点地蚕食着仅存的乡村，千年以上的建筑物被推倒重建，年代久远的村落，已是凤毛麟角，高楼林立的背后是“邻里相见不相识，后代子孙无童趣”，人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切一直到大学过程，都只为名利双收的金榜题名而奋斗。中国传统优秀士大夫“为天地立心、替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人生抱负，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