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传统民俗文化图片一百幅古代风俗画(1-50)，轻松了解全年传统习俗文化

小编 2024年11月23日 16:09 23 0

一百幅古代风俗画(1-50)，轻松了解全年传统习俗文化

01、放爆竹（宋）：放爆竹是中国传统民俗，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相传是为了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鞭炮，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这声声爆竹寄托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祛邪、避灾、祈福的美好愿望。

02、教坊自乐（宋）：宋代教坊妓女原属宫廷，是为官妓；“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另有私妓，在市井演唱。官府有事，如设酒库卖酒，为招揽生意，“官私妓女，顾倩只应”。一年之内，难得休息。只有新岁初一有空闲自娱。

03、送拜年帖（明）：宋代已用名片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即承放飞帖之用。《清波杂志》载：“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到明代仍然如此。文徵明《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清代《燕台月令》也形容北京“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现代的贺年片、贺年卡，可以说是其遗风。

04、在额头贴梅花妆（唐）：古代以正月初七为“人日”，《事物记》载：东方朔最初置“人日”。传说宋武帝时，寿阳公主在人日卧含章殿，檐下梅花飘落在公主额上，形成一种装饰；宫女效之，以红点额为“梅花妆”。此俗传至唐宋，妇女多在脸上画各式图案；有“斜红、面靥”等名目；涂唇有“万金红、大红、内家圆”等名目。其实，妇女在脸上点画装饰，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兴起了；长沙出土楚国女俑的脸上就有圆点的图案可证。到唐代发展为往脸上贴金箔花钿，成为一种化妆时尚。

05、馈春盘（晋）：古代在立春有吃五辛盘的风俗。如《荆楚岁时记》载：“元日，进屠苏酒，下五辛盘。”

06、宫中赐银幡（宋）：《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立春日，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

07、鞭春牛（明）：明周希曜《宝安春色篇》：“掀天爆声彻夜闹，沸地歌喉板敲檀。春牛高拥巡陌上，瑞麟婆娑影盘桓。”袁宏道有《迎春歌》，证明迎春仪式已经演化为一种盛大的歌舞活动。明代鞭春牛，还有麒麟搭配，清代年画，更画出大象和春牛作伴，取意“万象更新”。

08、放灯（唐）：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故称“元宵”。早在汉代已有庆贺元宵之俗，至唐规模更为盛大，甚至京城破例取消夜间戒严，允许市民逛灯三整夜，又称“放灯”。

09、蚕卜（宋）：初春，南方养蚕地区的风俗，讨养蚕的好兆头。

10、走百病上城头（明）：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描写当时成都妇女在元宵夜遍游城墙为乐事。

11、猜灯谜（清）：元宵习俗。

12、请紫姑神（清）：唐代寿阳刺史李景，纳何媚为妾；为大妇曹氏所嫉。正月十五日夜，杀何于厕中。天帝悯之，命何为厕神。《荆楚岁时记》：“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故民间每于正月十五夜用畚箕为架，以扶乩形式迎接她降临，请她保佑蚕桑丰收，人畜平安。

13、结羊肠（元）：《霏雪录》：“北方士女正月十六日用旧历纸九道为绳，乱结以首尾，联属者为兆，谓之结羊肠。”元赵孟頫有《结羊肠》诗：“十六初过上元节，家家女儿结羊肠。含情暗中心自语：何时得似双鸳鸯。”

14、走百病摸门钉（清）：爬城头“走百病”，摸门钉“祈添丁”。传说摸门钉能生男孩。

15、送穷（唐）：送穷之俗，自汉已有之。传说穷神穿破衣，吃稀饭；在正月最后一天死去。人们在这天熬粥、扔破衣、结柳为车、缚草为船，在巷口焚之。祝送穷神，永不回来。

16、春社（宋）：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是春社日。古时以村为单位祭祀社神，祈求丰收。

17、斗草（宋）：江南春早，立春草长，儿童互相用草角力，坚韧者胜，折断者败。

18、携蓬迎富（宋）：二月二日迎富风俗由来甚古。《岁华纪丽》载：早在有巢氏时代，有人在这天要了一个小孩回家养活，从而家富。后人便在这天到野外采蓬叶以代子，向门前祭之。

19、上巳踏青（周·郑国）：实际上，郑国的上巳节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情人节。后来才移到七月七日。

20、流觞赋诗（晋）：周代已有到水边洗涤污浊、消灾去病之俗。到晋代，变为临水流杯的文人聚会。东晋时，王羲之曾于上巳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之会，并作有《兰亭叙》。

21、踏青（北朝）：踏青之俗早在汉代之前已经盛行，到了唐代更为盛行。

22、内宴冷餐（唐）：所谓冷食，即已做成的熟食。据史料载，如干粥、醴酪、冬凌粥、子推饼、馓子等。因在寒食节用，又称寒具。唐宫内的寒食内宴，可谓最早的冷餐大会。

23、担酒上坟（宋）：清明习俗。

24、斗百草（明）：《荆楚记》曰：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时有斗百草之戏，亦祖此耳。

25、祭扫（唐）：清明习俗。《东京梦华录》：“寒食第三日即清明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

26、走马射箭（唐）：寒食习俗。孟浩然诗《上巳洛中寄王九迥》：“斗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

27、荡秋千（五代）：春天习俗。

28、插柳条（清）：清明习俗。《齐民要术》：“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

29、浴佛节（唐）：相传夏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此日诵经，以各香浸水灌洗释迦之太子诞生像；纪念佛之诞生，称为浴佛节。

30、挂五彩线（宋）：端午习俗。《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31、染红指甲（宋）：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

32、射柳（辽）：《辽史礼志》载：契丹族为祈雨，进行射柳活动。先置百柱天棚，后奠先帝。皇帝、亲王、宰执依次射柳；败者向胜者进酒。第二天植柳天棚东南，子弟射柳三日。雨下，赐赏。后金代、明代皆有射柳之俗。

33、饮菖蒲酒（明）：端午习俗。菖蒲又称“剑水草”，生于水滨。制成菖蒲酒，具有性温味辛特点。对肺胃均有益，可延年益寿。

34、挂钟馗（清）：端午习俗。《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35、晒书翻经（金）：魏晋时代在七月七日晒书，后改为六月六日三伏时晒书。

36、蛛丝乞巧（唐）：七夕习俗。乞巧。

37、穿针比巧（宋）：七夕习俗。

38、供摩侯罗（宋）：吴苏一带乞子习俗。《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

39、丢巧针（清）：七夕习俗。《燕京岁时记》：“京师闺阁，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

40、拜魁星（清）：清代台湾风俗，七月七日，妇女忙于拜织女，而男子则忙于屠狗祭魁星，魁星为点取状元之神，祭拜它以求科举高中，官运亨通。

41、盂兰盆道场（元）：七月十五日习俗，道家称为“中元节”；佛家为“盂兰盆节”。

42、放湖灯（明）：中元节习俗。此俗在宋已有之，但当时是“差内侍往龙山放江灯万盏。”

43、荷叶灯（清）：中元节习俗。《燕京岁时记》：“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万点流萤，谓之蒿子灯。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

44、鸡冠花供祖（清）：中元节习俗。以鸡冠花供祖，在宋代已风行。

45、屠狗狩猎（辽）：立秋日辽俗。《辽史礼志》：“八月八日，辽俗屠白狗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后七日，中央移寝帐于其上。”《析津志》：“立秋日，张乐，大宴，名压节序，上簪红叶于帽。”

46、拜新月（唐）：农历八月，唐代妇女拜新月，多是祈求青春常驻。

47、秋社（宋）：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约新谷登场的八月，是为秋社。

48、钱塘弄潮（宋）：农历八月，杭州习俗。

49、供兔儿爷（清）：中秋祭月、供月光纸的风俗。

50、走月亮（清）：吴地传统民俗，中秋夜妇女盛妆出游，踏月彻晓，谓之“走月亮”。

道教：诞生在四川清幽的山川中的朴实自然

多种教派和信仰共处的原生态生活在四川周边的山区同样存在。宗教给人们带来了安宁、微笑、内心的秩序。

与世隔绝的横山纵岭在川西坝子的四周向苍天祈福，为世代栖居在重峦叠嶂中的各族民众寻找一份平安与生活的温暖。在明清两代汉族文化大规模深入蜀中腹地之前，来自各种原生宗教的意识形态弥漫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宗教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

四川的各种宗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广大的信徒。在彝、土家、羌、傈僳、纳西等民族中还保存着神秘的原始宗教信仰。

很多民族的宗教信仰还停留在“万物有灵”论的阶段。在他们心中万物皆神。以宗教而论，在四川产生的中国最早的道教，它的前身就是“鬼道”，即五斗米道，这是道教早期的一派，是东汉顺帝时张陵在四川大邑县城内创立的。它奉老子为教祖，尊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初学这种道的人，名为“鬼卒”，道徒中骨干称为“奠酒”。以“治”为传教单位，至东汉汉安二年（143）已发展到二十四治，绝大多数分布于今四川境内。历史上全国各地道观林立，四川至今仍有青城山的道教洞天福地存在。

广泛分布在蜀中各地的少数民族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情结和民族信仰。他们至今仍然沉浸于对古老习俗和信仰的承袭、依赖，在人世的多变和岁月的流转中把对幸福和美的向往交给了祖先和神灵。

彝族人至今仍坚信万物有灵。他们认为宇宙万物为天神所造，土地为衣食之源，水神主宰田地不受水旱之灾，火神可以驱邪等。信仰天神、地神、水神、石神、山神、火神及日月星辰诸神。著名的火把节其实也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祭火节。

羌族人如果遇到天旱，人们便举行搜山仪式，祈求降雨。届时会禁止人们上山进行打猎、砍柴、挖药等活动，违者将受谴责或遭痛打。如果仍然不降雨，人们会再到高山之巅主持祈雨仪式。

梅山神是土家族信奉的猎神，猎人出猎前都要先祭祀她。梅山神信仰还有着一个凄美的传说：古时候有一名叫梅嫦的女子，上山打柴，遇到老虎。。她在同老虎的搏斗中，衣服被撕破，浑身受伤，但仍拼着力气，最后打死老虎，为民除害。后来人们奉她为山神，加以祭祀。

汉族人经世致用的生活哲学决定了他们缺乏严格的宗教信仰，而这也与儒家伦理体系在中国的正统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盆地中央的川西平原以“天府

滋润着世世代代的四川人。那里的人们在安详和美好之国”的美誉中体验着轻松与闲适。于是，对生活在四川的汉族人来说，诸如祭灶王、药王菩萨、财神一类具有明确目的的仪式行为占据了他们的主要宗教意识空间。每到祭日，人们t便纷纷赶来开展祭祀活动，同时，赛歌跳舞，演戏娱乐，十分热闹。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一种带有集体无意识性的群众娱乐行为。

在更大的空间地域中，四川人的宗教信仰将归属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本土滋生的道教，伴随着历史进程和民族迁徙而来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

四川悠久的历史和绵长的文明，伴随着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文化底蕴。其中佛教文化更是历经千年沧桑，奉献了无数璀璨的瑰宝，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艺术宝库，为“既崇且丽”、“蔚为香国”的巴蜀增添了不少智能之光。蜀中自古名刹众多，数不胜数；历代高僧辈出，不胜枚举；佛教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熠熠生辉。

佛教在蜀中的传播已有近2000 年的历史。在过去，只要涉及对蜀文化的研究，便不得不承认“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论断。

隋唐五代时期，四川高僧辈出，仅益州就有高僧28 位，是全国高僧最多的地区之一。唐代四川最有名的高僧是道一和宗密。

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你不时会被一些古意盎然、仿佛有梵香萦绕的街名、地名所吸引，比如大慈寺路、文殊院街、红庙子街、小天竺街、转轮街，等等。

大慈寺路、文殊院街都是众所周知的成都“名街”，前者是以唐代古大圣慈寺而得名，当时为全国第一大寺庙，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后者则是以著名的都市禅林，同样也是初建于唐代的文殊院而得名。红庙子街得名于清代康熙二十七年（1688）所建之准提庵，当时其围墙全涂成红色，老百姓称其为“红庙子”。位于华西医大附近的小天竺街，则得名于“小天竺古刹”，天竺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所以这条古街的名字里透出浓浓的禅佛味道。

另外，成都还有昭觉寺路、蓥华寺街、白云寺街、楞伽庵街、转轮街、守经街、报恩寺街、喇嘛寺街，等等。据有人统计，至今成都尚保存有118 个因寺庙得名的街道，而其中一半以上又都是与佛教寺庙相关的。其实，佛教文化对成都地方文化的影响，又何止区区街名！历史上成都百姓的生活习俗，受到了佛教思想不知不觉的浸染。蜀中百姓历来都有在传统节日到佛寺中游乐的习俗，比如大年初一到寺庙烧高香、二月的观音会、四月的佛诞日、七月的盂兰盆会，乃至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人们也都习惯于到寺庙里去放生祈福，讨个吉祥。1176 年，宦游成都的陆游约一帮朋友去看大慈寺举办的燃灯法会，他看见大慈寺的建筑不禁做诗：“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佛教的长时间流传，对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都影响至深，留下了众多宝贵的遗产。石刻、绘画、建筑、文学等都有不少令后人称道的作品。如著名的乐山大佛、荣县大佛以及安岳、广元、巴中、资中的石刻造像群；阆中永安寺、蓬溪常乐寺、广汉龙居寺壁画等一大批元、明佛教绘画精品；藏传佛教的壁画和唐卡，有的历时数百年而图像清晰、色彩鲜明，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四川的佛教名胜众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外，还有唐僖宗避难住过的新都宝光寺；有明武宗敕封的遂宁广德寺以及“西方胜境”灵泉寺；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有在藏族聚居区和川、甘边境一带颇负盛名的阿坝格尔登寺；有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的寺庙甘孜县大金寺、甘孜寺、长青春科尔寺；宁玛派白玉寺、呷拖寺；萨迦派的更庆寺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佛教寺庙。

作为“佛门圣地”、“天下名山”的峨眉山，历来与名人学士、墨客骚人的咏赞、记述和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著名诗人李白、苏东坡留下不少赞美峨眉山的诗篇，至今脍炙人口。在二峨山（古绥山）下不远处的沙湾镇，有现代文豪郭沫若的故居。郭沫若写了不少关于峨眉的诗篇，堪称峨眉诗人，他所书写的“天下名山”题名，已成稀世珍品。

乐山大佛位于峨眉山东麓的凌云山栖弯峰，濒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汇流处。佛像是8 世纪初一座依山凿成的弥勒坐佛造像，建造历时90 年，是世界最高的弥勒石刻大佛。大佛背负九项山，面向三江汇流，刻工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庄严肃穆。佛座南北两壁，存有唐代石刻造像90 座，其中“净土变”、龛、“三佛”宝堪称艺术佳品，极具艺术价值。

佛教对蜀地文化艺术的影响也极大。从蜀地出川而名扬天下的文化名人，如唐代“青莲居士”李白、宋代“东坡居士”苏轼、明代“新都状元”杨升庵等，他们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熏陶；他人、珍视和平的理义，与蜀人“勇且让”的精神气质，水乳交融，成就了蜀地平和而勇担道义的地域人文气质。而佛教圣地峨眉山诸寺、乐山弥勒大佛石刻、新津观音寺壁画等，也都是以深厚的佛教文化名扬世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中的宝贵遗产。

从一个地域的历史中描一条人文景观的粗线条，可以发现蕴涵在人们性格中的多元因素。四川复杂的地理地貌包容着人们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和人生信仰。从佛教中衍生的中国化的禅宗与高山密林的蜀地相辅相成，而这种宗教存在的空间形态也不难让人理解为什么唯独这个地方诞生了中国本土的道教。

东汉汉安二年（143），道教创始人张陵来青城山赤城崖舍，用先秦“黄老之学”创立了“五斗米道”，即天师道。后来张陵“羽化”山中，青城山便以道教发源地和天师道祖山、祖庭名彪史册。汉晋之际，道教逐步兴旺，范长生移居青城山，助李雄建立成汉政权，蜀中一时安定繁荣，天师道成为成汉政权和蜀民的精神支柱。整个唐代更是道教辉煌鼎盛的时期。五代时，道教音乐进入宫廷。青城道士张孔山传谱的古琴曲《流水》，1977 年被美国录入镀金唱片，由“旅行者二号”太空飞船带入太空，在茫茫宇宙寻觅人类知音。

道教的理想是修炼成仙，为此选择幽静秀美的名山大川作为修道养生之地，谓之洞天福地。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四川即有许多仙真修道的福地。众多的仙山宫观星罗棋布，装点着秀丽的巴山蜀水，供人们欣赏、朝拜。

青城山道教自创建至今，宗派繁衍，久盛不衰，香火未断，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称。这里群山环卫，碧翠四合，状如绿色城郭，唐代即被称为“青城”。道教建筑群自然、古老而悠久，体现出浓郁的中国西南地方特色和民族习俗。

青城山的主庙为天师洞，建于隋代，是一组规模宏大、结构精美绝伦的建筑。正殿里有唐代造的三皇像，历时1200 年，至今仍然完好。青城后山名庵古寺荟萃，文物古迹甚丰，有神秘的溶洞，罕见的古墓群，大蜀王的遗迹。这里山势重叠，沟谷幽深，山泉瀑布在奇岩怪石间飞腾而下，势若游龙。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栈道，峰回路转，幽趣横生。

自古以来，人们以“幽”字来概括青城山的特色。青城山空翠四合，峰峦、溪谷、宫观皆掩映于繁茂苍翠的林木之中。道观亭阁取材自然，不假雕饰，与山林岩泉融为一体，体现出道家崇尚朴素自然的风格。

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强调指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可见道教在中国宗教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成都的青羊宫是著名的道教古观，传说这里是太上老君降生的地方，至唐代其规模已相当宏大。唐玄宗到达四川，曾驻营宫中。唐中和元年（881），僖宗避乱至成都，也在宫中驻营。传说在宫中挖得玉砖一块，上刻“太上平中和灾”。后来僖宗平乱返回长安，认为这是太上老君的恩典，于是颁诏赐钱，大建宫观，内外九重殿宇，气象宏伟，俨然帝王之宫殿。

对生活在四川的回族人来说，宗教依然是他们生命的归宿和灵魂所向。唐末五代时，四川梓州就有波斯人李氏兄妹定居而信仰伊斯兰教。元、明两代回族人民大批进入四川，至清代达到顶峰，总数约10 万人。他们集中在成都、绵阳、凉山、阿坝等地区。与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大多围绕清真寺居住。四川的穆斯林大多属伊斯兰教卡迪林耶派。清康熙年间，麦加人尔卜董拉希携其弟子祁静一在甘肃、陕西及川北阆中一带传教。尔卜董拉希后在阆中去世，祁静一为之建“拱北”，今存阆中巴巴寺内。青川县有卡迪林耶派，河州人马五满拉在康熙年间至此传教，去世后建有薅溪拱北。

如今的四川回族人民仍然沿袭着祖先的信仰。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对真主安拉的忠诚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使他们总是成为“少数的多数”。

四川著名的清真寺有：成都皇城清真寺、广元上河街清真寺、阆中巴巴寺等。

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西方传教士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目光投向被无以计数的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河层层隔断的蛮荒之地的。据考证，天主教于1640 年传入四川；基督教于1877 年传入四川。

传教士进入四川的山山水水，是怎样艰难的跋涉啊！这里山连着山，仿佛永远没有边，一条条羊肠小道曲曲弯弯没有尽头，陡直的山岩可以阻断人的去路，湍急的河水可以把人吞没，山林里随时会冒出可怕的瘴气，到处是人们敌视的目光和仇恨的眼睛。但是，西方传教士们还是徒步走来了，他们怀藏着一本《圣经》，带着献身的信仰和主的重托，不畏千山万水，来到了深山僻壤之地。在中国这样严酷思想控制的社会里，传播“异端邪说”是可怕的罪行，更何况他们往往孤身一人，传播一种在许多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信仰学说。

1856 年，一位名叫洪传广的法国传教士来到四川，他把四川的天主教分为成都和重庆两大教区，并于清咸丰十年（1860）视察了彭县白鹿乡，产生了在这里修建一座天主神哲学院的念头。清同治四年（1865），洪传广买下了一位名叫朱建虎的人的院子和地产，开始筹备建设白鹿天主神哲学院。

应该说这些传教士做得相当出色，他们以百倍的韧劲、千倍的耐心，加上殉道者的勇气去承受现实的危险和磨难，小心翼翼地在民众中传达上帝的旨意。他们甚至采取一些取悦于民众的方法，如宣称入教者可给予医疗救治，无田地者可帮助租地耕种，鳏寡孤独者可入老人院，儿童可免费入学，未婚者可为其配偶……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了教堂，接受洗礼，定期到教堂做“弥撒”，在朝云暮霭中进行祈祷和忏悔，让天国的理想之光笼罩自己。据史书记载，在明清两朝，四川地区天主教徒最盛时达数万人之多，仅白鹿一个镇，就有上千民众接受了洗礼。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的山山水水不断地播撒着自己的信条。历史依然像一条没有断流的溪流在缓缓流淌，川人赤脚走在其中，或许将感到冰冷之外的另一种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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