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传统民俗文化典籍│二十四节气里的辽地民俗风物

小编 2024年11月24日 13:42 23 0

典籍│二十四节气里的辽地民俗风物

地处游牧、渔猎和农耕文化交织地带上的辽地，具有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特点，但同时，因为文化上的“多元一体”，辽地又与中原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色。不论是在距今几百年的《燕行录》里对辽地的风俗记录，还是《柳边纪略》中对东北地区地理空间的描述，抑或是《辽左见闻录》里对风俗场景的呈现，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映射在二十四节气上的辽地民俗活动，既具有一脉相承的特质，也拥有独具一格的品性。

清檀木柄大红缂丝兰蝶扇。

清末北方儿童戴的虎头帽。在节气更迭中，作为北方夏季降温用工具的扇子被中国人用文化装点，成为艺术载体。在辽地的节气轮换中祈福求安，老虎被赋予了神秘力量。

相同中又有所不同的文化特性

有人说，辽宁地形宛若一只挥动着两翼的巨鸟，背靠沃土，迎风舞动。

事实也是如此——辽宁东、西两侧密集丘陵与山地，好像一对舞动高飞的翅膀；中部一条南北走向、广阔肥沃的平原，似巨鸟的轻盈躯干；南部2000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为巨鸟翱翔天际提供了广袤无垠的空间。

辽宁，作为世界上第一只鸟起飞的地方，其具象的地形和地势无疑为这只鸟做了最为形象与生动的注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辽宁行政区域地图还似距今五千多年、具有“中华文明曙光”意涵的玉熊龙（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牛河梁遗址）的造型。踏着远古与文明的足音，辽宁从历史深处走来。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皆具有“多元一体”的特质。作为萌发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先民祭祀遗址、神庙遗址和由石块垒积而成的积石塚都闪耀着文明的光辉，尤其是积石塚内的陪葬品绝大部分是制作精美、造型抽象的玉器，更让学者判定包括辽宁在内的西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几千年来的纷争与迭代，让雄踞东北南部的辽宁时而囊括在大一统的王朝里，时而成为北方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的一部分。在历史这个大熔炉中，游牧、渔猎和农耕文化在辽沈大地交织，不同民族在这片黑土地上交融，再加之作为沟通中原与东北的重要走廊通道，辽宁在文化属性上，既有与中原一脉相承的底色，也有独具一格的地域特色。

仅以位于北镇市的医巫闾山为例。医巫闾山的名字，与先秦时期的“幽州”息息相关。《周礼》中就曾记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作为医巫闾山神祠，北镇庙始建于隋文帝时期，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在此后150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北镇庙的祭祀仪式几经变换。在北宋与辽对峙期间，医巫闾山和北镇庙在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辽国的疆域内，虽然如此，但当时的北宋皇帝祭祀仍没有放弃对医巫闾山的遥祭，只不过庆典不得不安排在北岳庙（今河北曲阳）代为举行。此种牵绊，可见一斑。

独特的节气风俗具有“辽地味道”

在具有同一文化底色的基础上，辽宁在民俗和节庆活动上也有很多独特之处。

由乾隆钦定书名、阿桂等人编著的《满洲源流考》是一部民族志史，是研究东北地方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典籍，其中，所记录的一些地方民俗就具有地域独特性。

《满洲源流考》记录了满族人兽骨游戏的玩法，“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视其偃仰横侧为胜负，小者以糜，大者以鹿，莹泽如玉，儿童妇女围坐掷以相乐。以薄圆石击之则曰帕格。”这种游戏被东北人叫作“玩嘎拉哈”。

说到独特处，在辽宁一些农村地区，农历正月二十五这天的“填仓”习俗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天，清晨早起的农民会用草木灰围拢出一个又一个大小不等的圆圈，然后在圆圈中放上五谷杂粮，祈求新一年的五谷丰登，粮食满仓。

不仅如此。

无锡人王一元出生于清顺治年间，他在27岁那年来到辽宁，并落籍铁岭。后来，他将在辽宁地区所见所感写成《辽左见闻录》。在《辽左见闻录》中，王一元就曾记录下上元节，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一种叫作“抹画眉子”的节日风俗。这天，少年们会用油和煤炭调制成黑色，然后趁人不备，将这种黑色颜料涂抹在别人的脸上，笑称“抹画眉子”。

如果说满族百姓中流传的日常游戏能在一定程度代表地域特色，那么，记录在《满文老档》等历史文献中的文字则可以反映当时皇家在二十四节气中的活动。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表示，虽然诞生于东北白山黑水间，但由于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所以在很多与节气和节庆相关的民俗活动上，当时的后金人与中原人基本保持一致。

比如，每逢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节，皇族也会慎终追远，祭奠先祖。《满文老档》曾记载，由于缺少纸张，当时的努尔哈赤还曾下御令，要减少在清明节这天烧纸数量。

再比如，随着后金军一路胜利，后金将都城迁至现在的辽阳市。《满文老档》曾记录，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晚，努尔哈赤和后妃在辽阳城墙上观看燃放烟花，这说明，元宵节燃放烟花也已经成为后金人的节庆活动了。

作为清官修东北地方总志，《盛京通志》是一本反映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前东北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内容丰富，史料充足。《盛京通志》记录了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盛京城百姓到城隍庙参加庙会的盛况。

元宵节这天，现在的沈阳中街（当时被称为“四平街”）会举行大型灯会。对于灯会的人声鼎沸，晚清名士缪润绂在《沈阳百咏》中用“悬灯结彩供三官，钟鼓楼头起壮观。绝似东洋开蜃市，云霞出海散春寒”这样的诗句来描述。

多数节气风俗与中原保持一致

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但同时，频繁的民族交流与交融又让文化底色趋于一致，这些在节庆及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民俗民情中有所体现。

因一衣带水，在明清两朝，朝鲜曾派多批朝贡使团来中国，这些人在朝贡路上的所见所闻汇集成书，统称为《燕行录》。《燕行录》里就有对当时辽宁地区民俗民风的记载。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鲜使臣黄汝在回国途中，记录了当时所见的中国人的时节风俗。比如，“仲春二日，引龙。煎豆饼，熏虫。春风日为春酒造醯，是月也，晨举趾会姻”。这里的“仲春二日”，指的就是农历二月初二，“引龙”与现在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燕行录》中所记载的距今400多年的“煎豆饼，熏虫”这一风俗其实在辽宁部分地区现在仍在沿用。

有人认为“龙为鳞虫之首”，因此，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辽宁一些地区仍有驱虫风俗。比如现在的绥中地区在这天就要烙饼吃，有“烙虫影儿”的说法。

专研民俗研究多年的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吉国秀表示，在大连部分农村地区，有“二月二，引钱龙”的习俗。这天清晨，人们会用草木灰在庭院里画成龙形，龙头冲大门，然后从龙头引出灰线至门口，围绕水缸转圈，称为“引钱龙”。辽东一些地区农历二月初二这天，也保留着这种习俗。这样的习俗意义有二：一方面是请龙行云布雨，祈求风调雨顺，另一方面则有驱百虫的含义。

与中原地区相同的节庆民俗还不止于此。《柳边纪略》是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杨宾编写的一部全面描写东北地区的地理学专著。这其中，杨宾就写到了“春节”辽宁地区的风俗。“岁除必贴红纸春联。联贵四六，岁易新句，或与旧稍同则不乐。”通过这句描述可以知道，三百多年前的辽宁人春节习俗与中原地区一样，也会张贴红彤彤的春联，同时也会“岁易新句”。这说明，当时辽宁地区的居民会在春联中追求新句，祈求新一年新风新貌，吉祥如意。

不止于春节习俗相同，随着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方面，辽宁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比如，“立春”这天辽宁人也会吃萝卜，俗称“咬春”；也会吃春饼，寓意着万物起始，迎接着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再比如，端午节这天，辽宁人也会吃粽子、悬挂艾草等，祈求新一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在清明节这天，也会外出郊游，并扫墓祭祖等。

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辽左见闻录》就记载了当时辽宁地区的人们在清明节和中元节为家中亡者“送包袱”的民俗，“皆用纸封方广尺余，实以冥钱，谓之包袱。上书亡者及主人姓名，焚之门外，亲戚皆用之，丧未久者必哭”。

典籍

《陪都纪略》

《陪都纪略》是沈阳地区现存最早的一部志书，作者刘世英也是第一位私人为沈阳编纂志书的学者。刘世英是北京人，字晓棠，号卧云居士，他“行年未壮，足迹半天下。即经历于耳目者，必随笔而录之”。

随着1644年清军入关后，曾经的清朝国都盛京城就成了陪都。随着“从龙入关”，盛京地区曾一度人烟稀少。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刘世英在盛京生活了六年时间。在此期间，他感到外界对陪都盛京了解较少，于是，他深入四处，游历山川，采集群书，编撰了这部《陪都纪略》。当时的“盛京”二字，既泛指整个东北地区，也单指现在的沈阳，在这部《陪都纪略》中，更多体现的是沈阳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

《柳边纪略》

《柳边纪略》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是一部全面描写东北地区山川河流、民俗风情的专著。

《柳边纪略》中的“柳边”二字取自“柳条边”。柳条边是清廷为了保护东北这块“龙兴之地”，防止百姓随意进山采伐，从清朝初年一直修筑到康熙年间的一条边墙。

之所以取名《柳边纪略》，是因为作者杨宾将关注重心放在了宁古塔一带。宁古塔位于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下辖的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虽然将目光更多放在宁古塔一带，但杨宾在成书的过程中，也将从京师到宁古塔的见闻记录在《柳边纪略》中。比如，他详细考察了明朝在东北设立的卫所情况，这为后世研究明代卫所设置提供了确凿、翔实的资料。

来源：北国·辽宁日报

沈阳民俗沈阳34项民俗文化概览

2010-09-02

沈阳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蕴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在漫长的历史中，沈阳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灿烂丰富的民间文化，绘画方面有羽毛画、五谷画、手撕画等；戏曲曲艺方面有关氏皮影、沈阳秧歌、沈阳京剧（唐派）、传统二人转艺术、新民传统二人转、沈阳评剧、沈阳东北大鼓等；民间工艺方面有马家烧麦制作技艺、面人汤技艺、慧英发绣、传统书画装裱、指画绝活、火炕上剪纸、初春枝剪纸、东北古建筑传统彩画、地仗（油饰）技艺、皮具制作工艺等。

沈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民族组成的聚居区。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满族、朝鲜族、回族、锡伯族和蒙古族，所以，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的民间文化便成为沈阳民间文化中的一株奇葩，如满族的剪纸艺术、满族的香荷包、满族的莽式舞、满族庆隆舞、鞑子秧歌、说唱艺术-满族八角鼓、萨满歌等，此外还有满族的婚嫁习俗、服饰习俗等等，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沈阳秧歌

秧歌是流传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沈阳秧歌属东北大秧歌，分高跷、地秧歌两大类。沈阳人酷爱秧歌，他们舞得热烈、舞得豪放、舞得粗犷，令人振奋。如今早晚或节假日的沈阳街头，不仅常有火爆的老年秧歌队表演，还有精品秧歌表演，如“蹉步秧歌”、“灯官秧歌”、少儿高跷和让人耳目一新的"水袖秧歌"、"举顶高跷"等。每年，沈阳都有举办秧歌节，历时五至七天。大型秧歌比赛是秧歌节的主体项目。

关氏皮影

沈阳关氏皮影是辽北皮影重要代表，主要分布在沈北地区。与辽南复州皮影和辽西凌源皮影相比，沈阳关氏皮影填补了辽北地区皮影艺术的空白，而其主要传承人关呈玺就居住在沈北新区马刚乡马刚村。目前，关氏皮影已经成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关氏皮影的奠基人关有富生于清道光年间，其皮影作品吸收京剧的脸谱、服饰等成分，融入壁画的鲜艳色彩，借鉴民俗装束、剪纸等民间艺术，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影人制作风格。上世纪初，关氏皮影第三代传人关德芳之子关宝凤正式领箱唱影，关氏皮影进入成熟兴旺时期，唱红辽北地区。关宝凤的长子关呈璧、次子关呈玺自幼随父学艺，成长为关氏皮影第四代重要传人。

独特的唱腔与造型。关氏皮影在融会东北地区老影调和唐山皮影唱腔的基础上，夹以方言为主的道白，逐渐形成了爽朗高亢、婉转动听的演唱风格。曲调有“慢板”、“快板”、“流水板”、“绕口令”等。演唱方法有对唱、合唱、数板、带板唱、紧拉慢唱等。其影人造型粗犷淳朴而不失典雅，身段上窄下宽，手臂过膝；通天鼻，红唇尖翘，环眉凤眼；着色以红、绿为主，有时也用些蓝紫，色彩鲜明。造型采用夸张、象形等手法，其中用公鸡尾翎代替影人雉尾，是东北皮影较少采用的手法，优美别致，独具魅力。

在演出实践中还不断对影幕、照明等进行改革。音乐方面改变了只用四弦伴奏的传统习惯，增加了扬琴、月琴、横笛、笙管。还常用“大下巴”串场（一个大嘴的傻童子影人），表演滑稽幽默。

新编儿童剧谱新篇。本世纪初，关氏皮影的第五代传人关呈璧之子关维颖开始在学生中传播皮影，成立了蒲河九年一贯制学校荷尖戏社皮影表演队。

关维颖毕业于沈阳师范学校美术专业，是一名美术教师。他将皮影戏作为教材引入课堂，组织同学们成立了一个“荷尖戏社”，表演的第一个皮影戏《过桥》获得区一等奖，之后又演出了《东郭先生》《童趣》《王二小》《欢乐农家》等剧目。同时引导学生改编出了《田忌赛马》《龟兔赛跑》《猪八戒吃西瓜》等课本皮影剧，目前该戏社在沈北新区影响较大。

关氏皮影的艺术价值。关氏皮影的本土性，为研究沈阳及辽北地区皮影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翔实、鲜活的模本。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在前四届辽宁省皮影调演中，沈阳都没参加。2006年11月6日，沈阳关氏皮影表演队代表沈阳参加了省第五届皮影戏调演，演出了《杨文广征南》、《欢乐农家》两个皮影短剧，结束了辽北地区无队参赛的历史。

小小影人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开始从沈阳走向世界。2008年7月下旬，关维颖领着孩子们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东亚儿童艺术节，表演了皮影戏《龟与鹤》、《火焰山》和《杨文广征南》，受到国外观众的好评。2010年4月，蒲河学校接待了俄罗斯中俄友好汉语年活动访问团。

几年来蒲河学校通过课堂教学皮影知识，使许多学生喜欢上了皮影，为皮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地、活态地传承打下了很好基础。

皇苑张氏龙

居住在沈北新区大古城村的张氏家族祖辈以舞龙为生。舞龙起源于中原大地，后兴盛于南方，明末清初，传至东北。张氏家族依照北方人的审美习惯与习俗，从制作到表演，全方位地把南方的舞龙技术改造成具有北方民俗特色的“皇苑张氏龙”。

“皇苑张氏龙”也叫张氏懒火龙、大古龙，至今已有340年历史，该项舞龙技艺已传至第14代。“皇苑张氏龙”龙体长约24米，需要9名、11名或13名东北大汉协作表演。“皇苑张氏龙”龙体比南方龙体相对要长，表演技法也明显不同于南方。“皇苑张氏龙”目前共有26种表演套路，由于表演技巧丰富，并且龙体庞大，舞动起来气势恢宏，绚丽多姿。龙骨的选材先后从东北的高粱秆圈改成谷草圈，最后选定为竹圈。此外，“皇苑张氏龙”在“火”字上大做文章。制作者在龙头双眼、龙体的每一个龙脚上端，都装有烛台，现已改成灯泡，使龙的全身闪亮起来。制作工艺的改进，体现了“皇苑张氏龙”传人的创新精神。“皇苑张氏龙”不仅记录了满汉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还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宫廷文化。

清初皇太极得知张氏懒火龙后，便诏至沈阳故宫演出，并赐名“皇苑龙”。每逢农历二月初二，皇宫大院都会来邀请表演。在故宫大政殿前，舞龙队员统一着装，全体行跪礼。礼毕，舞龙队员开始表演。随着清朝入关，沈阳故宫的“皇苑张氏龙”表演次数开始减少，直至无人念及。民国以后，张作霖也曾多次邀请“皇苑张氏龙”传人前往大帅府演出。 “皇苑张氏龙”还曾参与本地区庆祝沈阳解放、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重要历史时期的多项庆典活动。近年来，“皇苑张氏龙”传人还参与了沈北新区成立等重要活动。

目前，以张氏家族为骨干的“舞龙队”在沈北新区大古城村颇有影响，“舞龙队”成了全村五六百名青壮男子的向往。“皇苑张氏龙”兼具文化娱乐与健身强体的功能，彰显了力与美，体现出人民群众团结协作的精神。《陪都纪略》和《陪都杂述》中对沈阳舞龙的内容均有记述。“皇苑张氏龙”历史悠久，技艺丰富，兼有宫廷舞蹈风格与民间舞蹈风格，极具研究价值。“皇苑张氏龙”的综合艺术及团体合作技艺，既具有审美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有关专家正在对“皇苑张氏龙”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

蔡氏飞车走壁技艺

蔡氏飞车走壁技艺是已故全国著名杂技艺术家蔡少武先生创建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木桶飞车走壁和环球飞车走壁绝技，将惊险与技巧相结合，集体育与杂技精华于一体，而蜚声全国，现仍有蔡氏后人传承这一独特技艺。

沈阳唐派京剧

沈阳唐派京剧由剧本和舞台表演两方面组成。一是创作的剧本,在唐韵笙近六十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中，由他亲自创作改编的剧本大约有四、五十部之多；二是表演艺术，唐派艺术的代表剧目多是以《东周列国志》、《史记》及《三国演义》等为题材的历史正剧，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凝重、浑厚、开阔、大气的艺术气质。

沈阳评剧

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是我国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以其为代表的评剧表演艺术，形成了我国评剧艺术的三大流派。其中韩少云扮演的角色以朴实、深邃、细腻、优美、大方的表演风格而著称；花淑兰音域宽，共鸣好，吐字清晰，字正腔圆，韵味浓郁；筱俊亭的嗓音低回浑厚，柔刚相济，韵味浓郁，善于运用各种板式，行腔俏丽、委婉抒情。

传统二人转艺术

二人转草创至今，传说已有300年的历史，起始于清代，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吸取了河北莲花落唱腔艺术，增加了舞蹈、身段、走场等演变而成，传统二人转唱调以七言、十言为主，说口风趣幽默，做功讲究表演，所以说传统二人转艺术是东北民歌、民间舞蹈、口头文学之精华。

沈阳东北大鼓

东北大鼓又名奉天大鼓，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子弟书”唱腔传入沈阳后，与东北民歌小调揉合而成的一种曲艺。艺人操三弦自弹自唱，形式活泼，曾风靡一时。清盛京宫廷礼仪是清代皇家祭祀、登基、婚庆等活动的表现方式，带有原汁原味的满族特色。清代立都北京后，先后有4位皇帝10次赴东北东巡谒陵，至今沈阳故宫还珍藏着原始的典章、乐器、乐谱和文献纪录。东北大鼓已被沈阳市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奉天落子

奉天落子主要产生在上世纪20年代辽沈地区，源于莲花落、拆出小戏、唐山落子。在关东民众的语言、习俗和欣赏特点相融合的基础上吸收二人转等民间艺术，形成了具有东北风格的戏曲。建国前奉天落子涌现了众多班、社，锻造了众多著名演员，开创了风格各异的艺术流派，如金（开芳）派。目前，为数不多的老艺人尚能传唱。

回民小鼓高跷

回民小鼓高跷是在清朝光绪年间，由河北一带的回民移民迁徙沈阳而扎根于辽沈大地。经过几代艺人的发展和完善，在人物扮相、表演形式、舞蹈风格、动作特点上，完全形成了具有沈阳地区区域特色和回民民族特点的一种民间舞蹈艺术。它融会了汉、回民族民间舞蹈语汇，鼓点或火爆、快速，或平稳、舒缓，有雅俗共赏的大众性。

莽式舞

莽式舞是流传时间较长的满族民间筵席歌舞。据记载，每逢有筵席，男女主人依次起舞，动作大致是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因飞腾盘旋，所以叫做“莽式舞“。其中一人歌唱，众人以“空齐“二字相合，“莽式“为舞，“空齐“为歌，场面热烈，气氛热烈，可以想见。

庆隆舞

庆隆舞是在丰收年景和庆祝大典中进行的一种场面性舞蹈，是清朝宫廷舞蹈中最具满族特点的舞蹈，留有民间舞蹈的深刻痕迹。庆隆舞喜起舞和扬烈舞，源于莽势舞。乾隆年间命此名。用于宫廷内元旦、万寿节、除夕及皇帝大婚等所举行的盛大筵宴上，多由王公大臣与司舞者共同表演。舞蹈规模颇大，包括乐器伴奏多达百人。

鞑子秧歌

满族秧歌旧时称满族人为鞑子，所以满族秧歌也被称为鞑子秧歌。满族秧歌多在正月十五元宵夜表演，负责指挥的是鞑子官，其余表演者扮演成各式角色，其中女子身上还披着表示八旗身份的各色彩绸。男子动作雄浑刚健，颇显阳刚之气；女子舞动手绢和扇子，动作洒脱挺拔，锣鼓伴奏轰鸣，场面热烈火爆。

说唱艺术-满族八角鼓

八角鼓是满族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说唱艺术。八角鼓既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曲名。八角鼓最初来自民间，演出形式自由活泼，演唱时还可插话逗哏。后来这种擅长打趣和逗哏的曲艺艺术逐渐引起王公大臣的兴趣，进入宫廷。清朝中、后期八角鼓逐步没落。但是由八角鼓派生出来的单弦、评书、相声等曲艺艺术却在市井民间不断地发扬光大。

羽毛画

羽毛画是采用天然羽毛手工制作成的一种图画工艺品，借鉴了包括国画、雕塑、木刻、装饰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西汉的马王堆时期，题材多种多样，有山水、花鸟、人物等，特别是一些取材我国古典小说的羽毛画，如“宝黛含情谈西厢”、“貂婵拜月”等，还有表现沈阳特色的故宫大政殿、东陵角楼，表现东北风情的北国之春等作品，别具一格，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五谷画

五谷画是以各类植物果实为本体,通过粘、贴、拼、雕等手段，运用构图、线条、明暗、色彩等造型手法，对其进行特殊处理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形式。“五谷”在佛教和道教规仪中，视其为夺天地之精华的吉祥物；民间则将“五谷”作为辟凶邪、镇恶秽的祝禳之宝，这些都使“五谷艺术”除形的质朴、神的虚灵、意的深邃、法的自然魅力之外，更赋予了深厚内涵的民族文化功用。

手撕画

手撕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手撕得方法创作的艺术品，一般是先确定所要表现的题材，然后选择在颜色和图案上具有一定特点的挂历纸，就可以进行创作了，有些民间艺人完全可以不用打底稿，可以信手撕来，可谓绝活。

指画绝活

省级“非遗”项目刘永春指画，在广场上受到热捧。不少市民纷纷拿着当天获得的首日封请他绘上指画，而刘永春来者不拒，释然应允，且不收费。据了解，刘永春练习指画已经20余年，并创作了众多指画作品。指画又称指头画、手指画、指墨画，画家以手指代替笔墨或者颜料，在画纸或绢上作画。指画源于中国画，形成了独特画风。清初，祖籍铁岭的高其佩将指画创作推向了新的境界，成为中国指画创作的一代宗师。今天以刘永春等为代表的指画创作，已蜕去了民间意味，进行了开拓创新。

沈阳面塑

面塑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汉代迎神赛会上的傩舞，便有用面团塑成的鬼怪头部形象。清末民初，有专制大型面塑礼品，如婚庆、祝寿、祭席等的作坊。沈阳的面塑专家汤林玉俗称"面人汤"，子承父业，为沈阳面塑的主要传人。汤林玉的面塑主要以古典小说戏曲中的人物或片断为创作题材，从事面塑创作几十年，作品万余件。

初春枝剪纸

初春枝满族剪纸是沈阳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欣赏这种剪纸，体会的是一种浓浓的民族风情。初春枝，满族，铁岭凡河人，今年56岁。据她介绍，满族民间剪纸艺术，主要依附于满族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环境，表现了辽沈地区满族人的日常生活，具有浓郁的民俗特色。鲜明的民族特点令初春枝剪纸独具魅力。其作品《东北三大怪》、《二月二，龙抬头》等均贴近辽沈地区满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融入了民俗传统。

传统书画装裱

书画装裱这项纯粹传统的中国“非遗”项目如今也得到了国外的青睐。沈阳市第三批非遗项目之一的“古书画装裱修复技艺”传承人邴荣凯，去年受邀到德国，为一家博物馆进行现场装裱。书画装裱修复技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分布在北京琉璃厂一带，后传入沈阳地区。从现有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书画装裱技术至少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

东北古建筑传统彩画、地仗（油饰）技艺

东北古建筑传统彩画、地仗（油饰），是我国非常独特的工艺。它见证了东北地区几千年建筑历史的发展，其彩画工艺接近于大众，具有传统审美的取向性和文化完美表现性。由于气温和湿度等各方面原因，东北古建筑传统彩画、地仗（油饰）工艺具有鲜明的东北地域特点，能够表达东北地区历史上人民对生活独特认识的情趣。

皮具制作工艺

皮具制作工艺历史悠久，是早年间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手工技艺。它的制品主要应用在大型家畜和使用工具上。经调查，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居住在于洪区平罗街道平罗三委的冯意，其父冯文祥小时在沈阳市内学此工艺，并世代相传，现冯意为第三代传人，本人已从艺30年。现在于洪区文体局已把“皮具制作工艺”申报为区级保护项目。

满族的香荷包

满族人日常生活中，刺绣品的使用很多。满族男子腰带上最有特点的一件绣品就是香荷包。香荷包最早是用来装零散物件的，比如钱物、烟末、香料等，后来成为满族贵族男子腰带上必要的装饰品，并且成为互相表赠的礼物之一。香荷包在满族人生活中是常用的物品，这些绣品寄托着女子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爱情生活的美好向往，同时也体现了满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特点。

西迁节

西迁节是二百多年来锡伯族人民的民族传统节日。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农历四月十八日，清政府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6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从此，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在寺庙内拱灶，杀猪，吃高粱米饭，每户都去当家人，进行聚餐，来纪念锡伯族祖先西迁的历史壮举，畅叙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业绩，缅怀离别的骨肉同胞。这一天遂成为锡伯族的传统节日。

2005年05月25日，我国第一个锡伯族纪念馆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石佛乡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纪念馆占地900平方米，总投资260万元，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以反映锡伯族西迁为主题的纪念馆，向人们展示着锡伯族祖先1764年从沈北新区向新疆伊犁西迁时的伟大壮举和“屯垦戍边”的丰功伟绩。

200多年以来,锡伯族人民一直通过西迁节活动，纪念当年的西迁壮举和在新疆屯垦戌边的英雄业绩，借以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热爱祖国、勇于牺牲的西迁精神，展示当今锡伯族人民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西迁壮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团结友爱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将全国各地的锡伯族人民连结为一体，起到了文化交流、民族认同的纽带作用，进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增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西迁节（农历四月十八日）已被国务院正式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983年6月25日，我国第一个锡伯族乡在沈北新区兴隆台成立。1984年6月20日，我国第二个锡伯族乡在沈北新区黄家乡成立。

抹黑节

抹黑节则是在农历正月十六日，据说这一日是巡天神来视察的日子，一到这天，锡伯人不等天亮就纷纷出门，挨门串户，不分男女老少往脸上抹黑。青年人见了老年人，先请安，后跪一脚，再向长者脸上象征性地抹一点黑，以示尊敬和吉庆。也好让巡天神看见他们的诚心，免去小麦的黑穗病。

锡伯族的喜利妈妈

每逢正月初一，锡伯族家家户户都要供奉“喜利妈妈”，求她保佑全家平安、人财兴旺。“喜利妈妈”是锡伯人求子孙繁衍不断的象征，又是记载锡伯族家庭州系的族谱。“喜利妈妈”的牌位一般在堂房的西北角上，其象征仪标是一条两丈多长的丝绳。它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大扫除后，开始供奉，到农历二月初二，再装入纸袋，放回原处。

锡伯族崇拜“喜利妈妈”，传说“喜利妈妈”在亘古时代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她率领须卜（即锡伯）人，经过数年征战，营救出990名童男童女，为锡伯人和睦相处，繁衍生息作出了重大贡献。 “喜利妈妈”汉译为“子孙妈妈”。 “喜利”，锡伯语意为延续；“妈妈”，娘娘神，意思是有了女祖宗娘娘神的保佑，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所以历史上锡伯族家家供奉“喜利妈妈”。从信仰的角度看，“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对远古时期母系祖先的崇拜，是锡伯民族之魂，是联结民族精神的纽带；从家谱角度看，她是结绳记事的家谱，有着鲜明的锡伯族特色；从文字学角度看，她是世界上古老的结绳记事之范例。

特殊的象征意义。“喜利妈妈”是由“喜仁妈妈”演变而来。在锡伯语中，“喜仁”是“藤蔓系”的意思；“妈妈”则为奶奶、老妪。合起来意为“世系奶奶”，是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的神灵。

“喜利妈妈”是在一根长约10米的丝线上悬挂着小弓箭、箭袋、摇篮、铜钱、布条、嘎拉哈(家畜的后腿髌骨)、木锹、木叉等物，每件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两个嘎拉哈之间代表了一辈人，小弓箭表示男孩。添一男孩，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添一张小弓箭，象征孩子长大成为游猎的勇士、作战的骁将。箭袋表示男孩长大之后，成为骑射能手。布条表示女孩，象征她长大成为缝制衣物及操持家务的能手，这一辈有几个女孩，就有几块布条。摇篮、小靴鞋等表示子孙满堂；铜钱表示生活富裕；木锹、木叉等表示农业丰收。

家族繁衍的标记。喜利妈妈供奉在西屋内西北墙角上。平时将其拢在一起，用纸包好挂在西屋西北墙角上。

每年除夕将“喜利妈妈”请下，将丝绳拉开，从屋内西北角扯到东南角，把绳的两端挂在房椽上，摆上供品，烧香磕头。直到农历二月初二，再将“喜利妈妈”拢在一起，用纸包好，放回原处。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喜利妈妈”实际上成了锡伯族的家谱，是家族繁衍的标记。制作喜利妈妈所用的东西，要到本村人口多、辈数全的家户去找。并邀请家族中年纪最大、子孙满堂的人来制作。立“喜利妈妈”，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并设酒席款待大家。

喜利妈妈的传说。关于喜利妈妈的传说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流传较广的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带着神话传说的色彩。传说在远古的时候，锡伯部落人出动围猎，留下老年人和18个孩子。族人把小孩装在皮口袋里，挂在树杈上，由一个名叫喜利的姑娘照看着。围猎族人一直不归，喜利姑娘战胜各种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人，都组成了家族，保护了锡伯部落人繁衍兴旺。玉帝认她为女儿并封为“喜利妈妈”，成为锡伯族人家世代供奉的女祖宗。

而另一个传说则带有一些历史背景。南北朝时期，平定北方有功的平陵侯范明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小家奴拓跋毛脚下生有5颗红痣，认为他必定是真龙天子，决定杀死拓跋毛以绝后患。却不料被家中的老家奴喜利妈妈获悉，喜利妈妈将拓跋毛身世的真相告诉拓跋毛后，帮助他从范家逃走，进入东北的深山老林中。拓跋毛后来率精兵专程来搭救喜利妈妈时才得知，当年他逃走后，喜利妈妈因不堪严刑拷打已去世。悲痛的拓跋毛封喜利妈妈为女神，神位便设在了居室西屋西北角，让族人永世供奉。

民族兴旺的图腾。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民族的古老传说中都有一个被神话了的女人。

同女娲造人的神话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古老民族希望本族繁衍旺盛，战胜严酷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在不断演化和传说的演绎中，这些女人被部落人民神化，渐渐成为一个民族祈求人丁兴旺的图腾标志之一。“喜利妈妈”也最终成为锡伯族民族兴旺的图腾标志。

欻嘎拉哈

欻（chuā)嘎拉哈是锡伯族一项古老的传统游戏，作为群众休闲娱乐健身活动世代传承，并于2008年被列为沈阳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嘎拉哈”是满语，指狍子、猪、羊的后腿膑骨。它有四个面,凸起的一面叫“背”,背的反面有个凹,称为“坑”,侧面较光平的一面叫“驴”,较多纹络的一面叫“真”。它可以染上红、黄、蓝、绿等颇色,放在一起十分好看。

玩嘎拉哈，亦叫玩“沙哈”，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在古代，嘎拉哈曾被用作军事战术上模拟演习的棋子，如今，歘嘎拉哈已经被发展成为一项休闲娱乐的健身活动。《槐西杂志》载，作喀什哈，云塞上六歌之一，以羊膝骨为之。《塞上杂记》载，喀赤哈者，羊膝骨也。《满洲源流考》、《柳边纪略》对嘎拉哈的玩法均有记载。锡伯族在玩嘎拉哈时，一般分成两三个组，每组的人数不限，而所用的嘎拉哈的数量一般都在100个以上，多时可达几百。比赛时，把几百个嘎拉哈都撒在地上，上阵者将铁球高高地抛起，并迅速地将嘎拉哈抓起，然后再把落下来的铁球抓住。而在抓嘎拉哈时，不能碰到其它的嘎拉哈，抓在手里的嘎拉哈也不能掉下来，否则就前功尽弃了。如果没有接住铁球，也不得分。哪个组抓的嘎拉哈最多，最先达到约定的数量，那么，胜利就属于他们了。

撒路灯习俗

地处沈阳的西北地区有十月十撒路灯习惯，农历正月十五春节过后，专人组织二十至二十五人做灯笼，做好点火的纸包，等到正月十四的傍晚，举灯笼人排成两队，以锣鼓为前导，有人把纸包点燃，沿家放在地上，小纸包燃烧时间较长，又被沿路放在地面上，所以叫撒路灯，让人感到神秘惬意，更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火地与火坑

火炕是北方居室中常见的一种取暖设备。火地与火炕一样，只是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地面下而已。火地与火炕设置方法相同，就是在地面下砌烟道，烘热地面，使热量在室内散发，增加室内的温度。铺设火地、火炕的材料，一般以青砖为主。火炕与火地的灶门，一般设置在室外，在室外烧柴。更为奇特的是，这种火炕与火地一般不设烟囱，而设置一种回旋形的烟道出烟。这种烟道俗称“二龙吐须”。在东北山区的满族人家，至今保留着这种建房习俗。

老龙口白酒传统酿造工艺

老龙口白酒的酿造工艺有300年历史。其工艺为“水好、曲精、发酵、蒸馏、储存、勾调”。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原址原井水酿造白酒；沿用传统端午踩曲和用曲工艺；沿用百年窖池发酵；采用传统“混蒸混烧老五甄”操作法，沿用百年酒海（木制储酒器）陈酿，精心勾调。

马家烧麦制作技艺

马家烧麦历史久远，早在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由回民马春在盛京城内开始制作烧麦，以其“馅大、皮薄、汁满、味好”深受百姓欢迎。马家烧麦是具有回民特色的传统美食，用料讲究，做工独特，造型美观，风味独特。至今已传承5代。

老边饺子

老边饺子是1829年（清道光9年）由边福所创制，经过多年实践探索，研制了独特的汤煸馅制作工艺，形成老边饺子“皮薄馅大、鲜香味美、浓郁不腻、松散易嚼”的特点，具有蒸、煮、烤、烙、炸、煎等不同制作方法的百余个品种。至今已传承5代。

沈阳雪花啤酒

沈阳雪花啤酒是采用精选的优质原料，通过先进的啤酒酿造工艺酿制而成，不仅在东北地区享有盛誉，在我国的众多啤酒品牌中独具特色，为辽宁省的“免检产品”，其口味纯中，香气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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